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
赵义良
文化繁荣与国家兴盛息息相关，民族强大亦依赖于文化之强大。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家领导人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家与党的发展大局，始终将文化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并提出了众多创新性的新理念、新观点和新判断，从而构建了国家领导人特有的文化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源自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理念，这一理念在文化理论层面实现了创新与突破，同时在文化工作布局上提出了具体要求。它既阐明了文化发展的本质，又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彰显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理解，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文化源于特定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是这一时期社会实践的结晶，同时也体现了精神层面的表达。文化思想是对文化实践经验的系统梳理和理论升华，它既从实践中汲取养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又对实践产生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丰富的文化实践进行了科学的归纳和提炼，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各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形式各异，文化实践亦有所区别，据此所形成的文化理论亦呈现出多样性。恩格斯曾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考，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考，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在各个时代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同时也蕴含着各自独特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持续进步的开放性理论体系文化自信的理论依据，其生命力在于将坚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依据新的实践持续进行理论创新。国家领导人的文化思想，作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原则、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成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性贡献。
文化本体论这一理论，立足于本体论的视野，深入探讨文化的根本属性及其核心作用。它旨在解答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的起源与走向等根本问题。在文化本体论的研究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唯心史观，二是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时强调，这种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有所区别，它并不在每个时代去探寻特定的概念，而是始终立足于现实的历史根基之上，不是以观念为起点来解读实践，而是以物质实践为起点来阐释各种观念形态。此处阐释了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在根本途径上的差异：前者是以观念为起点来阐述实践，属于唯心主义路线；而后者则是以物质实践为起点来阐述观念，属于唯物主义路线。在文化本体论问题上，这一差异具体表现为：是采取观念出发还是物质实践出发来阐释文化的两种不同路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旗帜高扬，坚定地沿着唯物史观的路径前行，它以物质实践活动为起点，对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入阐释，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观点，从而揭开了历史与文化的诸多谜团。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特定领域，其产生与演进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从根本上讲，它依赖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特定的文化形态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综合反映与展现，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如何，其文化也会呈现出相应的特征。此外，一旦某种文化形成，它便拥有一定的独立性，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对政治经济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发展，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石的。然而，这些领域之间又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产生相应的反作用。这些观点阐明了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对人类文化的探究与理解必须基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脱离实际的物质活动而仅进行抽象的理论探讨，否则很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国家领导人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出发，将文化建设融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尤其是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战略和全球百年巨变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一方面，他们着重指出物质文明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根本性作用，认为其对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制约和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力。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成就，彼此推动、不可或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实现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世界的丰富，“物质上的贫困并非社会主义，精神上的空虚同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有的现代化道路，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现代化，这一点正是我们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显著不同的关键所在。在确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进步的前提下，国家领导人特别突出了文化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昌盛，始终依赖于文化的繁荣发展”，“一个缺乏精神动力的民族将难以独立自强，一项缺乏文化底蕴的事业将难以长久维持”。这些重要观点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在推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关键地位，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理论拓展了新的视野。
文化价值论这一理论，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深入探究了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引导方向，旨在解答文化为何服务于人的根本问题。理论上分析，每种文化都承载着独特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深植于物质生产方式以及阶级利益之中。每种文化均是其所在时代经济关系，即经济基础的产物。因此，归根结底，这些文化都应从这一基础中得到解释，这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论的理论根基。唯物史观提出，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孕育了精神财富，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坚守人民至上的原则文化自信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根本所在。
国家领导人坚定地维护人民立场，稳固了人民的核心地位，并着重指出，在促进文化兴盛的过程中文化自信的理论依据，必须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将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视为行动的起点和归宿，确保文化进步惠及人民、由人民参与、成果与人民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立场，这一理念亦贯穿于国家领导人的文化思想之中，成为一条清晰的主线，并在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得到体现。在文艺创作领域，特别强调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塑造者、也是历史的观察者，既是历史舞台上的参与者、也是历史剧本的创作者。文艺创作需充分展现民众心声，必须坚守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导向；坚持以人民为核心，即需把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创作与工作的起点与归宿，将人民定位为文艺表现的核心，并将人民视为文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价者。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着重于持续解决“服务对象是谁、依靠力量是谁、自我定位是谁”这一根本性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着重提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其核心在于妥善处理好服务对象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关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和基本原则”。这一系列重要讲话鲜明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在文化思想上的民本立场，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入的丰富和拓展。
文化领导权这一理论，从领导权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文化建设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谁将引领文化建设，以及如何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文化本身承载着显著的意识形态特征，文化领导权的实质便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意识形态的导向性决定了文化的未来发展轨迹和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曾言，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均由统治阶级所主导。换言之，一个阶级不仅在社会物质力量上占据主导地位，其精神力量亦然。当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之后，务必坚定维护自身的文化领导权，确保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历史反复证实，政权崩溃通常始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崩溃，一旦思想文化防线被突破，其他防线便难以坚守。若党的文化领导权旁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将偏离正确轨道，党的领导将遭受严重挑战，甚至可能犯下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国家领导人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入分析和时代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领导地位”的重要议题。这一重要议题着重指出，必须坚守党的文化领导地位，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指导作用，稳固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管理、话语权，明确反对并抵制各类错误观念，致力于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以国家领导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我国当下，坚定推进国家领导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是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秉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唯有持续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实现文化进步，方能持续掌握文化领导权，引领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必须切实执行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具体而非空洞的，“强化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并非空洞、抽象，需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得到落实和体现”，若脱离具体领域和现实依托，党的文化领导权可能会变得薄弱。这一系列重要论断，彰显了我国领导人文化理念的精髓，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拓展，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赵义良，担任教育部国家领导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同时亦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
